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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了新的发展契机，也带来了一些新议题。其中，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。第一，它要求人们在方言和“语言”之间做出明确区分，这未必合理，更不容易：单从语言特征讲，二者之间是一过渡地带，而不是一条明确界线。第二，尽管现代语言学提供的解释框架常被视为是普世性的，但这一来自西方经验的理论架构，无法完好地消化中国语言的特殊现象。第三，语言学的发展本和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现代中国学者更是面临双重紧张：既要致力于中国语言研究的“科学化”，又要效力于民族国家的建设；前者来自一个普遍性的冲动，后者受制于明确的地方性意图。所有这些因素相加，使得对下面这些问题的回答尤显必要：各地汉语的歧异性有多大？它们到底是汉语“方言”，还是不同“语言”？一句话，我们怎样确定汉语的疆域？ 传教士是研究中国现代方...